为保护女职工的特殊权利，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在女职工孕期、产期和哺乳期单位不得解除女职工的劳动合同。而在本市某发展公司任营业助理的吴颖（化名），在与 单位签署了解除劳动关系近一个月，却发现自己早孕，提出与单位恢复原劳动关系，经劳动仲裁后单位不服裁决，起诉法院要求不恢复与吴颖的劳动关系。近日，上 海静安法院对该公司之诉判决不支持，公司恢复与吴颖劳动关系至哺乳期届满。
2006年11月，吴颖进该发展公司工作，双方签署期限自2008年5月1日至2011年4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。根据约定吴颖任公司营业助理职务，月薪 1460元。2011年4月29日，双方签署《终止劳动关系协议书》，约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1年4月30日起正式终止，由公司支付吴颖经济补偿金 5788元。
在2011年5月27日，经上海东方医院进行妇产科超声检查，吴颖被诊断为：早孕。就诊中，吴颖自述停经日为2011年4月8日。同年6月20日，吴颖向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，要求撤销公司退工协议，恢复双方劳动关系。同年8月中旬，该仲裁委的裁决支持了吴颖的请求。在仲裁审理期间，吴颖又提供了康桥社区服 务中心证明，该证明记载：吴颖孕15周加2天，末次月经2011年4月2日，预产期2012年1月9日。公司则认为该证明未盖急诊章属无效，公司也提供了 为吴颖出具证明医生的说明及医务科医生电话录音，其中医生在说明中称：诊断意见中的孕15周加2天，是根据吴颖自述的末次月经时间所推算。实际怀孕时间一 般需减去2周推算。在5月27日东方医院B超检查中显示孕囊大小，与吴颖停经时间大致吻合。
公司却对上述裁决不服，于当月29日起诉到法院称，在合同届满前吴颖提出离职，经协商双方于今年4月29日签订终止劳动关系协议书。该协议书约定：吴颖劳 动关系于2011年4月30日终止，公司向吴颖支付经济补偿金5788元，在协议书签署之日起双方再无任何劳动争议。2011年6月10日，吴颖向公司提 出她在东方医院被查出怀孕，要求恢复劳动关系，遭公司的拒绝后遂申请劳动仲裁。
公司不服裁决，起诉到法院声称首先，按现有的医疗水平，无法确认吴颖是何时怀孕，仅根据吴颖自述来界定。而吴颖自述她在东方医院确定怀孕为4月8日，又提 供康桥卫生服务中心确诊为4月2日，两者日期明显不一致，认为吴颖怀孕在4月30日解约前缺乏依据；其次，虽然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在女工孕期解除劳动合 同，然本案系吴颖先提出解除劳动合同，该情形属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，且公司已按协议作了补偿，请求法院判令不与吴颖恢复劳动关系。
法庭上，吴颖辩称不同意公司诉讼请求，认为首先在2011年4月2日，公司以人员编制多余为由，单方面通知自己合同到期后不再签署合同。为此双方于4月 19日安排工作交接，于4月29日签订了《终止劳动关系协议书》。后发现公司在继续招聘雇员顶替自己岗位，认定公司有隐瞒事实真相的行为；其次，在 2011年5月27日，自己被医院诊断为早孕。根据规定妊娠12周以内为早孕，那么自己的怀孕时间是在劳动合同期内。
法院认为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到期日为2011年4月30日，已在4月29日签署了《终止劳动关系协议书》。但该协议书的性质，不符合劳动合同法解除劳动 合同协商一致的情形，而属双方对劳动合同终止后相关事宜进行的协商，双方所实施的该行为，本身属于劳动合同的终止，应按照劳动合同法中涉及劳动合同终止的 规定处理。现吴颖认为她在劳动合同终止前即怀孕，也提供了医院检查材料予以证明。公司虽然对此有异议，但如同公司所阐述以当前医疗手段，不能完全无误确认 吴颖的怀孕日期，而以末次月经推算怀孕日期，是目前医疗界确认怀孕日期的通用方法。以5月27日东方医院的超声检查结论，可以反映当时吴颖已经怀孕。尽管 在该医院陈述她末次月经日期为4月8日，而在康桥卫生中心推定为4月8日，两者时间有差异。但不排除吴颖记忆有误，或医生记录有误的情况，且不论参照哪次 记录时间，均能推算出吴颖怀孕日期在2011年4月。据此，法院认定吴颖的怀孕时间，在双方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内，根据我国劳动法保护女职工的法律规定，遂 法院判决吴颖与公司的劳动关系予以恢复，至吴颖的哺乳期届满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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